客家民系的形成
客家民系主要形成于中原汉民三次因战乱的大规模南迁。第一次是“永嘉之乱”（又称“五胡乱中华”）时期。西晋后期统治阶级十分腐败，奢侈荒淫，对各族人民残酷剥削，最终匈奴人刘渊发动起义，于公元316年灭西晋。此后300多年间，北方战争不断。为逃避战祸，中原大批汉民南迁。这次南迁人数多，时间长，路程远，地域广，直到赣闽粤地区。
第二次大迁徙在唐后期，为逃避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以及唐朝瓦解后的藩镇割据等战乱，大批中原汉人又迁入赣南。
第三次大迁徙是在南宋末年，蒙古人大举南侵，战火纷飞，客家人大规模往粤东迁徙。明末清初，闽粤客家人口膨胀，又受满人南下侵害，为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以粤东北和闽西南为策源地向四围播迁。赣南地区地广人稀，又是客家人的第一故乡，于是又有大批客家人回迁。正是这三次中原汉人的大迁徙，成为客家人的源流。
寻乌客家人的形成
寻乌很早就有人类的足迹。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峰小布和吉潭圳下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末至商周时期文化遗址。古代的寻乌属蛮荒之地，土著统称为百越人。随着客家人的迁入与反客为主，土著或迁入山地，或繁衍中断，或被汉人同化。
寻乌客家人的形成源于历史上的几次人口迁移。据《赣州府志》记载，中原汉人最早到赣南和闽粤地区是在秦汉时期。秦为防范南方百越族人，曾派遣50万大军南下，经江西、广东，直到广西。秦灭亡后，这些官兵大多留居驻地，成为赣南、粤北地区客家先祖。宋代有了客家人迁入寻乌的记载，最早有何姓、凌姓、潘姓迁入，到南宋末年，寻乌已有36个大姓定居。到了明清时期，迁入的客家人逐渐增多。
客家寻乌的成熟
寻乌客家人造就了寻乌，并在清初达到鼎盛时期。1．人口剧增。据《长宁县志》统计：“明万历七年（1579）丁五百八十九，口七百二十”，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人口达到162312人。2．政治方面。据《长宁县志》记载，全县设有县、厢、堡三级管理体制。3．经济方面，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并促进了商业繁荣。寻乌对外输出稻米、豆、油，外地的货物也以寻乌为中心转销到周边各地。县城、罗塘、吉潭、南桥（旧称牛斗岗）、留车、晨光等地商贾云集。4．文化昌盛一时。兴办了许多学校，如澄江的天香书院、启文书院，县城的石溪书院、玉屏书院，篁乡（今菖蒲）的仁丰书院等，同时也出现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文人，如吴之章、邱上峰、刘德熙等。
寻乌客家人的组织形式
寻乌客家人是在族权、政权、神权的共同作用下，构成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群体，组成一个客家大家庭的。1．强大的宗族大家庭。寻乌客家先民逃离中原时多“举冠南迁”，即全家或整个家族迁徙，最后形成强大的社会组织——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大家庭，成为社会独特的团体组织。2．微弱的政权力量。寻乌建县较迟，至今不过400多年，实际上古代社会里中央政府也不管地方政务，“国不下县，县下惟宗族”。所以，寻乌的宗族势力强大，行政权力微弱。3．威力无边的神权。中国是多神国度，寻乌客家人保留了中原遗俗，信奉诸神，以一种无形威力左右人们的社会生活，约束人们的道德行为，促使各姓宗族和睦相处、共创家园。
客家寻乌的特点
在客家人三次大规模南迁中，陆续从东、北、南三面迁入寻乌。寻乌客家人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和聚合力，表现在：一、寻乌的姓氏分布散而广，一般村落都同时有5至10种姓氏，最多达二、三十姓。二、寻乌人口迁移呈“进多出少、后期返迁多”的特点。寻乌环境优美、物产丰富，适合农作物生长和人居住，而且寻乌因其独特的地形而受战乱影响最小，从古至今，寻乌从未受过战火祸害。三、“弱化政治、强化宗族”的管理模式使寻乌客家人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宗族观念，显现出一种超稳定结构和持久的凝聚力。
寻乌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
在整个汉民族体系中，客家民系是其重要的一支。寻乌客家人在与当地土著民族和三省交界处其他客家人的长期交融中，创造了其特有的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寻乌是客家的“活标本”。走进寻乌，我们依然可以捕捉到鲜活的客家人文气息和丰富多彩的客家人文景观。寻乌是客家文化的缩影，汇聚了客家民系语言、生产、生活、建筑、宗教、礼仪等方面最为纯正的文化形态，寻乌客家的这种“原乡情结”保证了独具异彩的客家文化走进现代依然焕发出诱人的魅力。